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于東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景，吾老矣，寄余齡。
這首詞充滿了強烈的主觀情緒，起筆甚為突兀，直以淵明就是自己的前生。他后來作的《和陶飲酒二十首》序云：“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陶淵明好飲酒，自言：“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飲酒二十首》序）蘇軾能理解淵明飲酒的心情，深知他在夢中或醉中實際上都是清醒的，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充滿了辛酸的情感，這種情況又與淵明偶合，兩人的命運何其相似。淵明因不滿現實政治而歸田，蘇軾卻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貶所躬耕，這又是兩人的不同之處。但他以曠達的態度對待人生的逆境，以逆為順，因而“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這些春天富于生氣的景物使他歡欣，感到適意。
詞的下片略敘東坡雪堂周圍的景觀。鳴泉、小溪、山亭、遠峰，日與耳目相接，正如其《雪堂問潘邠老》所說：“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僅以粗略的幾筆勾畫，表現出田園生活恬靜清幽的境界，“意適于游，情寓于望”，超世遺物。作者接著以“都是斜川當日景”作一小結，是因心慕淵明，向往其斜川當日之游，遂覺所見亦斜川當日之景，同時又引申出更深沉的感慨。陶淵明四十一歲棄官歸田，后來未再出仕，五十歲時作斜川之游。蘇軾這時已經四十七歲，躬耕東坡，一切都好像淵明當日的境況，而不知是否也會像淵明一樣就此以了余生。那時王安石已罷政數年，章惇、蔡確等后期變法派執政，政治生活黑暗，蘇軾東山再起的希望很小，因而產生遲暮之感，有于此終焉之意。結句“吾老矣，寄馀齡”的沉重悲嘆，說明蘇軾不是自我麻木，盲目樂觀，而是對政局存在深深的憂慮，是“夢中了了”者。
這首詞似隨手寫出，未曾著意經營，而詞人胸中自有成熟的構想，故下筆從容不迫，不求工而自工。從縱的方面看：醉醒連淵明，淵明連躬耕，躬耕連東坡，東坡連及雪堂與周圍景物，景物連斜川，最后回應到陶淵明《游斜川》詩之“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迤邐寫來，環環相扣，總不離于本題。從橫的方面看：寫周圍景物，于所居之東坡則加細，說及一夜至曉的春雨、新晴；對西南諸景則只大略點出泉、溪、亭、丘，似零珠之散，合之則儼然是一幅東坡坐眺圖，總歸到“都是斜川當日景”之內，誠亦“至今使人想見其處”。以似斜川當日之景，引出對斜川當日之游的向往，對陶《游斜川》詩結尾所云“中觴縱遙懷，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當亦冥契于心。蘇軾對付逆境有自己的特殊態度。他對生活有信心，善于從個人痛苦情緒中解脫出來，很快適應環境，將生活安排得很好，隨遇而安。從這首詞里也側面反映了他與險惡環境作斗爭的方式：躬耕東坡，自食其力，竊比淵明澹焉忘憂的風節，而且對謫居生活感到適意，怡然自樂，令政敵們對他無可奈何。蘇軾有時難免有一點衰遲之感，卻也留心著局勢的變化，注意保存自己，不久神宗皇帝死后，哲宗即位，他又起復，積極從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