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御師必于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蹇叔的論戰(zhàn)之道幾千年來一直為世人稱道，被奉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沒有聽從蹇叔的正確意見。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執(zhí)意要派孟明視（百里奚的兒子）、白乙丙、西乞術（蹇叔的兩個兒子）三帥率部出征。蹇叔實際上已失去進諫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棄努力——以“哭師”的形式來進諫，直言不諱地指出此次襲鄭的必然結果。在送別秦國出征之師的時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們說：“恐怕你們這次襲鄭不成，反會遭到晉國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給士兵收尸了。”“哭師”召來了秦伯的詛咒、辱罵，這在封建社會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繼續(xù)進諫——以“哭子”的形式來進諫，準確地指出晉國“必御師于崤”。想通過“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見傳導給國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預見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軍后來果然在崤山大敗而歸，兵未發(fā)而先哭之，實在是事前就為失敗而哭，并非事后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謂“君命大事”，不過是個借口，人們根據(jù)經(jīng)驗完全可以作出類似的判斷，乘虛而入，亂而取之，是戰(zhàn)爭中常用的手法。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如果不具備這種經(jīng)驗和頭腦，應當屬于不稱職之列。從蹇叔一方看，他作為開國老臣，也具有這方面的經(jīng)驗，對手并非等閑之輩，不可能在非常時刻沒有防備，因此，此時出征無異于自投羅網(wǎng)。
秦穆公急欲擴張自己勢力的心情，導致他犯了一個致命的常識性的錯誤，違反了“知己知彼”這個作戰(zhàn)的基本前提。敵手早有防備，以逸待勞，必定獲勝；勞師遠襲，疲憊不堪，沒有戰(zhàn)斗力，必定慘敗。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連常識都顧不上，當然是咎由自取。馬有失前蹄的時候，人也有過失的時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況下所犯的錯誤，則是不可寬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識性的錯誤，更是不可寬恕。
再說，當初秦國曾與晉國一起企圖消滅鄭國，后來又與鄭國訂立盟約。此時不僅置盟約不顧，就連從前的同伙也成了覬覦的對象。言而無信，自食其言，不講任何道義、仁德，這同樣應當遭天譴，遭懲罰。當人心目中沒有權威之時，便沒有了戒懼；沒有了戒懼，就會私欲急劇膨脹；私欲急劇膨脹便會為所欲為，無法無天。春秋的諸侯混戰(zhàn)，的確最充分地使人們爭權奪利的心理。手法、技巧發(fā)揮到了極致，也使命運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東西。弱肉強食是普遍流行的無情法則，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國可能在一夜之間傾覆，區(qū)區(qū)小國也可能在一夜之間暴發(fā)起來。由此可見，“先知”是沒有的；而充滿睿智并富有經(jīng)驗者，往往被人們認為是“先知”。
這篇文章雖短，但結構上卻充分體現(xiàn)了《左傳》的敘事特色，即情節(jié)曲折多變，行文起伏跌宕，敘述有條不紊。文章以秦國老臣蹇叔諫阻、哭師、哭子為線索，復以秦穆公拒諫、詛咒相間其中，使全文在結構上起伏有致、曲折多變。
其次，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體現(xiàn)出《左傳》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刻劃人物性格，將人物與情節(jié)結構融為一體的特色。這篇文章雖短，卻成功地塑造了一個老成先見、憂國慮遠的老臣形象和一個剛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兩個形象一明一暗，一顯一隱，然而又相互映襯，相得益彰。俗話說，姜是老的辣。蹇叔雖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謀、思深慮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