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無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
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毀》論述和探究毀謗產生的原因。作者認為士大夫之間毀謗之風的盛行是道德敗壞的一種表現，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養且又妒忌別人；不怠不忌，毀謗便無從產生。文章先從正面開導，說明一個人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自己和對待別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風，然后將不合這個準則的行為拿來對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對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嚴肅而懇切，句式整齊中有變化，語言生動而形象，刻劃當時士風，可謂入木三分。
本文抒發了作者個人的憤懣，但在不平之鳴中道出了一個真理：只有愛護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樂于為善”。此文從“責己”、“待人”兩個方面，進行古今對比，指出當時社會風氣澆薄，毀謗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與“忌”。行文嚴肅而懇切，句式整齊有變化，語言生動形象，刻畫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論證古之君子“責己”、“待人”的正確態度。“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是“古之君子”的表現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緊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現。談“古之君子”的態度是“責己”、“待人”，而談“今之君子”卻用“責人”、“待己”。一字之差，點明了兩者不同的態度。對人的缺點，一個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一個是“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對人的優點，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個是“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由此得出結論：今之君子責人詳、待己廉的實質是“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這一結句，簡潔有力，跌宕有致，開合自如，非大手筆不能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雖然”急轉，引出“怠”與“忌”是毀謗之源。作者認為士大夫之間毀謗之風的盛行是道德敗壞的一種表現，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養且又妒忌別人；不怠不忌，毀謗便無從產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責人詳。為下文“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的結論作了鋪墊。文中既有理論概括，又有試驗說明，順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這一根本結論。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寫作目的，呼吁當權者糾正這股毀謗歪風，又語重心長、寄托了作者對國事的期望。
對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對比手法，有“古之君子”與“今之君子”的對比，有同一個人“責己”和“待人”不同態度的比較，還有“應者”與“不應者”的比較，等等。此文還運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復回環，迂曲生姿，大大增強了表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