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待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表達的經濟思想，無論如何贊譽也不為過。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司馬遷還具有那么清晰的經濟自由的思想，他關于經濟活動以及商人的看法對當下中國也是有極大借鑒意義的。在政府和民間經濟的關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樣的觀點在時下中國聽來也有振聾發聵之感。
司馬遷的這個經濟自由的思想影響了歷代中國人，并且還會繼續影響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對商人求利平和開放的心態，已經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中華民族的財富。
《貨殖列傳》是論述春秋末年到漢武帝年間的社會經濟史的專章。在序文中，作者駁斥了老子的“小國寡民”的歷史倒退論，肯定了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合理欲望，并試圖以此來說明社會問題和社會意識問題。他認為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必然推動社會生產的分工和社會各經濟部門的發展，而人的道德行為又是受他占有財富的多少制約的，從而譴責了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壟斷政策，抨擊了當時以神意解釋社會問題的唯心主義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