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該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為答御試策而寫的一批論策中的一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闔，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軾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張良圯上受兵書之事。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以司馬遷的才華慧識，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評注，常令后人對太史公秉筆直錄產生懷疑。其實，早在宋代就有蘇軾寫了一篇《留侯論》，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和發揮。
蘇軾在文中獨辟蹊徑，化腐朽為神奇。依蘇軾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馬遷之所謂鬼物，而是秦代有遠見卓識的隱君子，他的出現其意也不在授書，而是有意試一試張良的隱忍度的。張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敗之后隱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對此深為惋惜，特意用傲慢無禮的態度狠狠地挫折他。結果他能夠忍耐，說明還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稱他“孺子可教矣”。經蘇軾這么解釋，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馬遷對這段軼聞也是十分厚愛的，但他沒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環。蘇軾之高明，終于使這段佳話點石成金。
這篇散文是蘇軾早年所作，字里行間洋溢著作者的博聞才識和獨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闡發“忍小忿而就大謀”，為使論點具有說服力，作者廣征史實，不僅引用了鄭伯肉袒迎楚，勾踐臥薪嘗膽等善于隱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項羽、劉邦等不善于隱忍的反面典型，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論證發揮。作者引證史實層層遞進，流轉變化，不離其宗，抓住留侯能忍這一主線，進一步闡明張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業。這篇文章能開能合，氣勢俊逸奔放，雖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簡意賅，分析透徹，鞭辟入里，顯示了青年蘇軾杰出的文學才華，千百年來成為立論文章的典范。
詩有詩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論文章，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這句話凝結了青年蘇軾對世事人生波折的經驗，有意無意之中為以后的奮斗撰寫了座右銘。蘇軾當年，屢遭貶謫，正是以忍為大德，才造就一個詞、文、詩、書、畫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為宋代文壇上開創了獨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說，作者明寫留侯之忍，實際上是以古喻今，告誡自己不能鋒芒太露，面對復雜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業。
蘇軾這篇論文還給讀者一個啟示，好的素材還要善于運用，即使是文學大家也不能等閑視之，也需要有一個深入分析反復提煉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