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圣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shù)人者，以文學(xué)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里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于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xué)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xué)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jié)，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后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貶官后，與足下相見于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后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xué)、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zé)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dāng)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于天，不可勉強。雖圣人亦不以不能責(zé)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zé)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dāng)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dāng)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后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zé)；以為不賢，亦不免責(zé)，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dāng)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dāng)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dāng)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dāng)誅邪？是直可欺當(dāng)時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后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圣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dāng)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fù)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zé)賢者備。今某區(qū)區(qū)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zé)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dāng)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愿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dāng)逐，亦諫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qū)區(qū)，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內(nèi)容分析
該信由年少事寫起，先說自己對高由聞名到識面，三次懷疑高的為人：一疑未必是個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學(xué)問，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聯(lián)系高若訥的所作所為得出“決知足下非君子”的結(jié)論，確立總的論點。接著為范仲淹辯護，對高若訥的為人進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趨炎附勢的本相時先蕩開兩筆，一說人的剛果懦弱不可勉強，“雖圣人亦不以不能責(zé)人之必能”，二說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責(zé)高若訥現(xiàn)在毀范以為當(dāng)黜，并以此為榮，文過飾非，“此君子之賊也”。先退后進，欲擒故縱，抨擊更顯厲害。繼而又兩路出擊，嚴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賢還是不賢，對他過去的升遷和現(xiàn)在的貶斥，作為諫臣的高若訥都有責(zé)任：“太抵罪在默默爾。”后引歷史事實，說明忠賢奸邪自有公論。再聯(lián)系現(xiàn)實抬出當(dāng)今圣上“進用諫臣，容納言論”的牌子，批評高若訥不能直言的失職行為，并以非諫官的余靖、尹洙的仗義執(zhí)言作襯托，怒斥他沉默不諫隨人高下的可恥。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對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說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將書公之于朝，甘愿承擔(dān)獲罪的嚴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駁斥高若訥對革新派范仲淹的詆毀誣蔑，鞭撻了高若訥趨炎附勢的卑劣行徑，斥責(zé)他的所作所為是“不復(fù)知人間有羞恥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訥執(zhí)迷不悟，堅持認為范仲淹當(dāng)貶，那么就希望他“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一股浩然正氣充溢于字里行間，表現(xiàn)了作者不計利害、維護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貴精神。
藝術(shù)特色
一、反話正說，直砭肌骨。開篇一段，作者以他對高司諫的耳聞傳言展開敘事，寫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其人雖列進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過默默無聞輩。二疑其品節(jié)問題。作者坦言他從朋友那里對高司諫的了解，是“正直有學(xué)問，君子人也”。在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論據(jù)，“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xué)問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諫，卻“俯仰默默，無異眾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斷近乎有誤，幾乎已認定高司諫為人人可愛的真君子了。因為高司諫“侃然正色”“無一謬說”的表現(xiàn)，作者雖有疑慮，但內(nèi)心已傾向于認為高司諫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鋪敘豐厚曲折，然至此筆觸一轉(zhuǎn)，“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后決知足下非君子也”。書信里直陳其言，毫無遮掩矯飾，言辭犀利，語鋒尖銳，充分表現(xiàn)出一個正直知識分子情義激憤的慨然之態(tài)。而欲言其弊卻先存疑，波瀾曲折，筆觸激蕩。
二、對比敘事，揭其真貌。與其說作者對范仲淹充滿同情之心，不如說作者在心底潛隱著“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剛正，好學(xué)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這段判詞，顯示出作者對范仲淹的推重與賞識。正直之人反遭貶黜，剛直本性不得伸展，這已使有識者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諫之流，卻要翻白為黑，落井下石，助紂為虐，令人激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來推斷，庸人惜身自保，無可厚非；但如高司諫者卻要“昂然自得，了無愧畏”，詆毀賢能，以其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賊”了。層層推理，婉曲中顯現(xiàn)出綿長透辟的說理風(fēng)格，讓人無可辯駁，無可回避。在事理對比中，人格與品節(jié)的高下、尊卑，道義與情感的價值評判，真實與虛假的對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窮究其理，無可遁形。作者綿長的說理論證風(fēng)格還表現(xiàn)在他能夠?qū)⒌览項l分縷析，于細微處見深厚的筆力。他依理說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與超群的才能，并以此來反責(zé)高司諫：“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節(jié)不當(dāng)，卻能在朝為官多年，你身為朝廷諫官，豈不有失職之實？而當(dāng)其為皇帝‘驟用’之際并無諫諷之語，一旦官事頹敗，卻又刻意逐賢，不正是諂媚權(quán)貴以自保、詆毀賢人以自高嗎？”作者義正詞嚴，理據(jù)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論說家考據(jù)的風(fēng)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