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城東無山，唯西為有山，其峰聯嶺屬，紛紛靡靡，或起或伏，而靈巖居其詞，拔其挺秀，若不肯與眾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異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蓋以節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吳王夫差宴游之遺處也。又其上則有草堂，可以容棲遲；有琴臺，可以周眺覽；有軒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閣以瞰具區之波，曰涵空，虛明動蕩，用號奇觀。蓋專此郡之美者，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
啟，吳人，游此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閟勝，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公與客十人復來游。升于高，則山之佳者悠然來。入于奧，則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嵐為之蹇舒，杉檜為之拂舞。幽顯巨細，爭獻厥狀，披豁呈露，無有隱循。然后知于此山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異于眾者，尚能待人而自見，而況人之異于眾者哉！公顧瞻有得，因命客賦詩，而屬啟為之記。啟謂：“天于詭奇之地不多設，人于登臨之樂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盡夫游觀之樂也。今靈巖為名山，諸公為名士，蓋必相須而適相值，夫豈偶然哉！宜其目領而心解，景會而理得也。若啟之陋，而亦與其有得焉，顧非幸也歟？啟為客最少，然敢執筆而不辭者，亦將有以私識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約、諸暨姜漸、河南陸仁、會稽張憲、天臺詹參、豫章陳增、吳郡金起、金華王順、嘉陵楊基、吳陵劉勝也。
高啟的《游靈巖記》，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張士誠據蘇州自稱吳王期間，記敘了作者奉陪張士誠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參知政事饒介游蘇州靈巖山及賦詩之事。
《游靈巖記》文辭清麗，字句整飾，意在言外。明為游記，卻不著意于正面記敘此次游山的歷程；明是應命之作，卻飽含譏諷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現了作者鄙夷權貴，不尚功利，潔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結構精巧。
文中明褒實貶，詭譎嘲弄。《游靈巖記》以靈巖之“異”，一貫到底，借記述靈巖之游，運用明褒實貶的手法，詭譎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趨炎附勢的新貴。作者先說靈巖山特異于蘇州諸山。吳城東面是廣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連綿起伏的峰巒疊嶂。“峰聯嶺屬”之中，靈巖一山獨秀，像是不肯和眾峰排列在一起，獨具匠心地突出靈巖山之“異”，也為下文的議論設下伏筆。接著，作者著重描述靈巖山以吳王夫差及西施諸古跡著名，以山上臺、軒、閣可以四周遠眺“虛明動蕩”稱勝，而對靈巖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與稱道。然后筆調一轉，忽然說：“啟，吳人，游此雖甚亟，然山每匿幽閟勝，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當地人，雖然常游靈巖山，但未發現靈巖有幽境勝景，用文中的話來說，仿佛靈巖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淺陋，把幽境勝景都隱藏起來，等待外來貴賓蒞臨欣賞。從而引出饒介及其隨行的游山，見出饒介對靈巖山景物“幽顯巨細”，莫不稱道，而作者自認“淺陋”，從前不識靈巖山。最后借饒介“命客賦詩，而屬啟為之記”，發揮議論：山被人欣賞，人欣賞山，兩相對應，有這樣的山而遇不到這樣的人，或者有這樣的人而見不到這樣的山，“皆不足以盡夫游觀之樂”。名山須待名士賞識，名士須遇名山共游。“今靈巖為名山，諸公為名士，蓋必相須而適相值”。并且特意點明“若啟之陋，而亦與其有得焉，顧非幸也歟？”他只是“有幸”參與此游，其實并不在“名士”諸公之列。
靈巖山是蘇州的名山。作者是蘇州人，又是飽學卓見、品位高雅之士，熱愛家鄉的山，熱愛家鄉的水，熱愛家鄉的名勝，又屢次游覽靈巖山，并不是“不識”靈巖，也不是“知于此山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對靈巖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獨到地把握和道出靈巖山之“異”，才能如此精準地領略并感嘆：“蓋專此郡之美者，山；而專此山之美者，閣也。”
作者以“淺陋”的姿態自居，在《游靈巖記》的寫景、記事以及議論之中蘊含了深意：以明褒實貶的筆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貴大員饒介的附庸風雅，其實并不識靈巖，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擁，其實是趨炎附勢。高啟猶如靈巖山，“拔奇挺秀，若不肯與眾峰列”。全文因此別有一番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