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饑時餐醉時歌，困來時就向莎茵臥。日月長，天地闊，閑快活！
舊酒投，新醅潑，老瓦盆邊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閑吟和。他出一對雞，我出一個鵝，閑快活！
意馬收，心猿鎖，跳出紅塵惡風波，槐陰午夢誰驚破？離了利名場，鉆入安樂窩，閑快活！
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閑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么？
第一首曲子概括寫出閑適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曠，他似乎什么思緒都沒有，進入了一種順其自然的境界，正如《莊子·逍遙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意思是順應著萬物的本性，跟隨著自然界的變化，生活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虛無縹緲之中，對什么也不依靠，這就是道家所說的無為逍遙的境界。作者的閑適，正是向往著這種境界，“閑快活”是進入這一境界的心情。
其實作者未必就如此閑適，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當時的社會環境，也許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積淀著無窮的辛酸和苦悶。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文人們最甜的夢是“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題名，龍門跳進，便可大展才華，或為國家效勞，或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權力的保障，實現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這條路是那么坎坷而狹窄，荊棘叢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會遭到滅頂之災。蒙元統治者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漢人屬于三、四等人，處于下層；而知識分子，則為下層之下，所謂“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見，在“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權貴們面前，儒生們顯得何等可憐，其斯文早就掃地以盡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總會伴隨著強烈的失落感。當時的劇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寶在《秋胡戲妻》中哀嘆道：“儒人顛倒不如人！”馬致遠在《金字經》里也曾發牢騷說：“困煞中原一布衣……恨無上天梯。”關漢卿實際上也同他們一樣，對黑暗的異族統治懷著強烈的仇恨，對被壓迫被損害的下層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這樣一位滿腔忠憤、為人熱忱、關心世態、勤奮著述的“梨園領袖”和“雜劇班頭”，是決不會超然物外，閑得無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應建功立業，有所作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別的途徑可走，關漢卿就是用自己豐富的雜劇為國家、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業。
第二首曲子描寫詩人與朋友詩酒歡宴的愜意場面。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著閑適和舒暢的氣氛。舊酒已被重釀過一遍，新酒也已經釀熟了，滿屋都散發著香噴噴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簡陋的方桌上擺上了幾個舊瓦盆，里面盛滿了菜肴。酒菜雖不是山珍海味，但也還鮮美可口，葷素兼有，頗為豐富。客人們圍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邊品嚼著酒菜，一邊吟詩唱和；不管是山僧還是野叟，讀書人還是農夫，都是老朋友，無貴無賤，無上無下，你一杯，我一盞，你一言，我一語，你一唱，我一和，玩個隨心所欲，樂個開懷如仙。
有趣的是這次賓主宴會，不是主人禮儀性地宴請客人，而純屬一種友人們“打平伙”式的聚餐，這在特別講究禮儀的府第和官場，是難以見到的。“你出一對雞，我出一只鵝”，他帶幾樣自種的蔬菜，大家動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這種老友平等而真誠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來招待眾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還確實有點返樸歸真的情味。
關漢卿用樸質的文筆，描寫了鄉間生活的這一場景，表現了他追求著一種高雅的情趣。在這里，人們和睦友好，真誠相待，不拘泥于繁瑣的禮節，率性而行；鄰里之間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場的爾虞我詐，在這里已無影無蹤了。杜甫《客至》中寫道：“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馀杯。”也是對這種情景的稱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紅塵、放下名利希望在歸隱中安享晚年的內心呼喚。開頭就活用了一個成語“心猿意馬”。敦煌變文《維摩詰經·菩薩品》云：“卓定深沉莫測量，心猿意馬罷顛狂。”又《維摩詰經·香積品》云：“難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能調伏。”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騰的野馬、跳躍的山猿，只有將它牢牢地拴起鎖住，才能安靜下來。
人往往為名利所支配，在社會上你爭我奪，弄得疲憊不堪，結果害人害己，如幻夢一場。因此，在名利場中，尤其是處于階級、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識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圖擺脫它的枷鎖。關漢卿也多次流露出這種心態。這同樣是元代許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盧摯的“無是無非快活煞，鎖住了心猿意馬”，庾天錫的“緊地心猿系，罕將意馬拴”，都將這種心態表露無遺。
現實的種種險惡，使得文人們不得不長嘆。屈原沉江、伍胥伏劍、淮陰飲恨的悲劇在不斷地重演著，即便是金榜題名，萬里封侯，終忘不了“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于是立下決心“跳出紅塵惡風波”，并感慨地詰問：“槐陰午夢誰驚破。”槐陰夢就是南柯夢。午夢等于說“白日夢”。世間人心險惡，人海風波濁浪翻滾，世人對未來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榮華富貴實質上與南柯一夢沒有兩樣。但真能參破這白日夢的沒有幾人。這些觀察與思考歷來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知識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產生出許多遁跡山林、隱居田園的隱士和逸人。特別是在元朝那種特殊的外族人統治、法律不平等、對知識份子苛酷的社會環境下，許多元代的大知識份子都走上了歸隱的道路，其中許多都作過一陣子官還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當然先決條件是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場污濁、人心險惡時才會退出。如果正念不堅、甚至毫無正念，還不是同流合污、與世淪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傾訴了自己為何愿意過閑適的隱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這組小令的總結。他經歷了人世間的風風雨雨，看到了賢愚顛倒的混沌現實，沒有什么可爭的了。曲末一聲“爭什么”突出了與世無爭的思想。
“南畝耕，東山臥”即是作者歸隱后的田園生活。“南畝耕”，取陶淵明《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的詩意。在此含有歸田躬耕的意味。“東山臥”，用謝安隱居東山的典故。不難得知，似陶淵明、謝安這等雅潔的隱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會產生歸隱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關懷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淵明、謝安等人一樣有過治國平天下以濟蒼生的宏偉抱負，但在親身經歷紛繁萬種的世態人情，看透了世態炎涼的社會世相之后，詩人終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閑將往事思量過”，明白了“世態”為何物，人情又為何物。雖然此處他沒有明言，但這首小令之后卻讓讀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瀾。
《竇娥冤》中“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的善惡顛倒；《裴度還帶》中“紅塵萬丈困賢才”，“十謁朱門九不開”的人才悲劇；《魯齋郎》中“利名場上苦奔波”，“蝸牛角上爭人我”的奔波鉆營；“浮云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風，所有這些，歷歷在目，發人深省，又似過眼云煙，輕輕飄過。作者回首往事，反復思量的結果是：“賢”的是別人，“愚”的是我，已經沒有什么可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