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恨這風兒，催俺分離！船兒吹得去如飛，因甚眉兒吹不展？叵耐風兒！
不是這船兒，載起相思？船兒若念我孤恓？載取人人篷底睡，感謝風兒！
這是一首俚俗之作，通篇借“風”與“船”這兩件事物鋪開。劈頭兩句就是“無理而有情”的大白話：“好恨這風兒，催俺分離！”其實，催他與戀人分別的并不真是風，然而他卻怪罪于風，這不過是他“怨歸去得疾”（《西廂記》崔鶯鶯長亭送別張生時的唱辭中語）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正如睡不著卻怪枕頭歪那樣，這種“正理歪說”的風趣話中其實包含著難以言傳的離別之痛。以下三句便緊接“風兒”而來，越加顯得波峭有趣：“船兒吹得去如飛，因甚眉兒吹不展？叵耐風兒！”它所埋怨的仍是這個“該死”的“風兒”，不過語意更有所發展。意謂：既然你能把船兒吹得像張了翅膀一樣飛去，那你又為什么不把我的眉結吹散（側面交代作者的愁顏不展、雙眉打結），真是“可恨可惡”（“叵耐”本指“不可耐”之義，這里含有“可恨”之意）透頂！眉心打結，本是詞人自己的心境使然。俗語云：“心病還須心藥醫”。詞人不言自己無法解脫離別的苦惱，卻恨起風馬牛不相及的“風兒”來，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怪語”和“奇想”，亦極言其“怨天尤人”的煩惱之深矣。人的感情，每到那種極深的境界時，往往便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變態。石孝友的這些詞句，便故意地利用這種“變態心理”來表現自己被深濃的離愁所折磨扭曲了的心境，確實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上片主要寫“風”，順而及“船”。下片則索性從船兒寫起。“不是這船兒，載起相思？”這是第一層意思。意謂：若不是偌大一個船兒，自己這一腔相思怎能裝得下、載得起？“相思”本無“重量”可言，這里便用形象化的方法把它夸張為巨石一般的東西。說只有船兒才能把它載起，則“相思”之“重”、之“巨”不言自明。在“感謝”船兒幫他載起相思之情之后，作者又“得寸進尺”地向它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船兒若念我孤恓？載取人人篷底睡”。意謂：“救人須救徹”，你既然幫我載負了相思之情，那就索性把好事做到底吧！——因此，你若真念我孤寂煩惱得慌，何不把那個人兒（她）也一起帶來與我共眠在一個船篷下呢？但這件事兒光靠“船兒”還不行，那就又要轉而乞求“風神”——請它刮起一陣怪風，把她從遠處的岸邊飛載到這兒來吧。如是，則不勝“感謝”矣，故曰：“感謝風兒”！
全詞通過先是怨風、責風，次是謝船、贊船，再是央船、求風，最后又謝風、頌風，曲折而生動地展示了詞人在離別途中的復雜心境：先言乍別時“愁一箭風快”（周邦彥《蘭陵王》）的痛楚，次言離途中“黛蛾長斂（這里則換了男性的雙眉而已），任是春風吹不展”的愁悶，最后則突發奇想地寫他希冀與戀人風雨同舟的渴望。這三層心思，前二層是前人早就寫過的，但石孝友又加以寫法上的變化，而第三層則可謂是他的“創造”。這種大膽而奇特的幻想，恐怕與他接受民間詞的影響有關。比如敦煌詞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象，如“枕前發盡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又如“夜久更闌風漸緊，為奴吹散月邊云，照見負心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眾所周知，常見的文人詞在描寫離情別緒時，特別喜歡用“灞橋煙柳”、“長亭芳草”、“繡閣輕拋”、“浪萍難駐”之類的華麗詞藻。即如石孝友自己，也寫過“立馬垂楊官渡，一寸柔腸萬縷?；厥妆淘泼远锤?，杜鵑啼日暮”（《謁金門》）之類的“雅詞”。然而此首《浪淘沙》卻一反文人詞常見的面貌，出之以通俗、風趣、幽默、詼諧的風格，卻又并不妨礙它抒情之“真”、之“深”，故而可稱是首別具“諧趣”和“俗味”的佳作。在讀慣了那些濃艷得發膩的離別詞后，讀一讀這首頗有民歌風味的通俗詞，真有點像吃慣了魚腥蝦蟹之后嘗到山果野蔌那樣，很富有些新鮮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