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后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fù)而前驅(qū)，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yīng)，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發(fā)，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豪杰，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shù)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dú)伶人也哉！
北宋初期，薛居正編寫《五代史》（《舊五代史》），認(rèn)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記》（《新五代史》），以史為鑒，以期引起宋朝統(tǒng)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問世后，在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歐陽修發(fā)議論喜歡用“嗚呼”。《東皋雜志》的作者說：“神宗問荊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xì)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為公真不曾仔細(xì)看；若仔細(xì)看，必以嗚呼為是。”這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
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不如說是寫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打仗時勇謀兼?zhèn)洹Ｗ髡邔懰墒⑥D(zhuǎn)衰，教訓(xùn)十分深刻，十分慘烈。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qū)懫穑涔P有力，足警世人。這正是陸機(jī)在《文賦》中講的“立片言以居要”。應(yīng)該說，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他認(rèn)識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顧歷史，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這段描述，言簡意賅。隨后，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zhuǎn)衰的過程。這是文章的重點(diǎn)。“方其……可謂壯哉！”極言莊宗志得意滿，又為下文張本。“及仇讎已滅……何其衰也”，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與先前形成強(qiáng)烈反差。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總結(jié)歷史教訓(xùn)。開頭的“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diǎn)。當(dāng)描述完莊宗由盛轉(zhuǎn)衰的過程后，作者開始總結(jié)歷史教訓(xùn)了。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意在告訴讀者，這個道理古人已經(jīng)知道，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讀者至此，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看來，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
從莊宗的盛衰史中，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rèn)識：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有敵人是壞事，但也是好事，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莊宗之所以“壯哉”，就是因為敵人存在，激勵他發(fā)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yè)，告慰先王在天之靈。當(dāng)敵人被消滅后，天下平定，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認(rèn)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從此便沉溺于聲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國家。像莊宗這樣的人，他的敵人被消滅，也就預(yù)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
歐陽修在文章最后寫道：“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莊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zhì)變的過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里。這個現(xiàn)象啟示我們，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這些因素由小積大，由少積多，最后來個總爆發(fā)。這就啟示我們，要防微杜漸，發(fā)現(xiàn)不良的苗頭，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歐陽修的這句話，其實(shí)是寫給北宋最高統(tǒng)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quán)，正是因為不能自強(qiáng)，所以最后也落得個“身死國滅”。歷史就是這樣無情，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
沈德潛評論本文：“抑揚(yáng)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達(d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