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蜀中離席

譯文

人生在世，哪里沒有與朋友的離別？在戰亂年代，短暫的分離也讓人依依惜別。

遠處雪嶺那邊朝廷的使臣還稽留天外未歸，近處松州一帶也還駐扎著朝廷的軍隊。

座中的醉客們邀請我這清醒的人喝酒，而江水上空明亮的云夾雜著濃黑的雨云，變幻不定，就像現今的社會局勢動蕩不安。

已經老大無成了，在這成都里面的美酒還真可以用來度過晚年，更何況有像卓文君這樣的美女當壚賣酒。

注釋

杜工部：即杜甫。因杜甫被授有檢校工部員外郎官銜，因此人稱杜工部。這里表明是模仿杜詩風格，因而以“蜀中離席”為題。

離群：分別。《禮記·檀弓》：“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雪嶺：即大雪山，一名蓬婆山，主峰名貢嘎山，在今四川西部康定縣境內，其支脈綿延于四川西部，被稱為大雪山脈。唐時為唐與吐蕃邊境。杜甫《歲暮》：“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又《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

天外使：唐朝往來吐蕃的使者。

松州：唐設松州都督府，屬劍南道，治下所轄地面頗廣，治所在今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內。因西鄰吐蕃國，是唐朝西南邊塞，故長有軍隊駐守。

殿前軍：本指禁衛軍，此借指戍守西南邊陲的唐朝軍隊。

延：請，勸。

醒客：指作者自己。

晴云雜雨云：明亮的晴云夾雜著雨云，這里是比喻邊境軍事的形勢變幻不定。

送老：度過晚年。

當壚：面對酒壚，指賣酒者。

卓文君：漢代女子，因與司馬相如相愛而被逐出家門，而后卓文君在臨邛（qióng）親自當壚賣酒。此處用卓文君喻指賣酒的女子。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辟李商隱為節度使府書記、檢校工部郎中，直到大中六年（公元852年）春天，事畢，李商隱即將返回梓州，于是在臨行餞別的宴席上寫了此詩。

　　李商隱此詩繼承了杜甫詩的風格，把時事引入傳統的酬贈之作，恢復并發展了杜甫七律感時傷世和憂國憂民這種詩歌風格。

　　詩歌一開頭就是一個反詰句：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離別的普遍和平常，讓讀者在詰問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歡離合，個人的命運又是怎樣身不由己。詩人雖然有著無盡的感嘆，但是調子并不悲傷。細細體味，詩中還隱含著這樣的意思：既然人生離別在所難免，不如以曠達處之。后半句筆鋒一轉，轉到“世路干戈”這個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離別的沉重感傷，思路跳躍奔騰，“大開大合，矯健絕倫”。如此讀來，不僅曲折頓挫、氣勢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傷時感世之情，可謂落筆不凡。

　　“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這兩句緊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寫出了當前的動蕩局勢。當時唐王朝和吐蕃、黨項經常發生邊境爭奪戰爭，朝廷屢派使者處理邊境事宜，局勢緊張，動蕩不安。然而詩人并未將劍拔弩張的戰爭場景白描出來，而是從側面含蓄地指出時局的紛亂：使者久久未得回歸，可見矛盾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局勢非常不穩定；而邊境處有大軍駐扎，也足以想象局勢的一觸即發。這兩句詩氣象闊大，感慨深沉，不僅簡潔醒目地勾勒出西北邊境歷年戰亂的緊張局面，更飽含著詩人無限憂國傷時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雜雨云”，這兩句從時事轉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斷地向醒客敬酒；遠處的江面上，晴云夾雜著雨云，也不知道天氣會如何。看著人們只顧互相勸酒，詩人不免感慨萬端。詩人用“醉客“來指餞行席上的醉者，同時暗喻其為渾渾噩噩、不關心國事的庸碌之輩。此處是暗用了《楚辭·漁父》屈原的詩句：“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此時此刻，有誰能夠理解自己憂國傷亂的心情呢，這些憂慮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晴云”、“雨云”也不僅僅是指天氣的變幻不定，更是比喻社會局勢的動蕩不安，透露出詩人的無限憂慮。該句中“醉客”對“醒客”，“晴云”對“雨云”，不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韻之美，更是運用了一語雙關的修辭手法，因此顯得意義豐厚。除此以外，這還是“當句對”，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對仗，而且每句當中又自為對仗。這種手法始創于杜甫，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但成熟、定型卻在李商隱，他的詩歌中有大量的類似之作，如“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干”等，都用了這種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末聯緊扣“蜀中離席”的詩題，話題仍回到餞別。有人說這是主人留客之語，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遠離。但是實則“美酒”、“卓文君”這些陳述，看似寬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卻是反襯詩人生活漂泊，家國無依的沉重心情。同時又暗指時事堪悲，一些人卻沉迷于于酒色，流連忘返，著實讓人不齒。從表面看是贊美，但實際上蘊含著詩人對“醉客”的婉諷。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這個典故，也隱約表達了詩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詩看來，詩歌體現了李商隱關懷國事，憂慮時局的政治熱情。詩人以矯健凄婉的筆力表達了一種深沉凝重的思想。詩歌的藝術也頗顯精密，世路干戈，朋友離別是總起，下面寫“干戈”而感傷時勢，接著寫“離群”而感傷別離，結尾卻因濃重的憂時情懷而超越了個人的離群之別。全詩脈絡精細，變化重重，頗具韻味。這也是李商隱極意學習杜詩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學習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詩神韻的就只有李商隱一人而已。李商隱在該詩中把時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將抒情、敘事緊緊融合在一起，氣勢宏大，情韻深厚，筆力雄健，結構上參差錯落，富于變化。詩的風格沉郁頓挫，蒼勁雄邁，與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別》、《登樓》、《秋興八首》等詩很相近，而與詩人描寫愛情的《無題》那種隱微幽深、凄婉動情的風格大有不同。不過，李商隱此詩，并非單純的模擬，更有自己的特色，詩歌中融入了較多的個人身世之感。其體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摯，是他一以貫之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