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時期

　　1881年，章士釗生于湖南善化縣。其父章錦曾在鄉里為里正，后業中醫。章士釗幼讀私塾，非常勤奮。

　　13歲時在長沙買到一部《柳宗元文集》，從此攻讀柳文。

　　16歲在親戚家為童子師。

　　1901年離家赴武昌，寄讀于武昌兩湖書院，在此結識黃興。后執教于朱啟鈐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次年進上海愛國學社。5月，任上海《蘇報》主筆，由于該報連續登載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又創辦《國民日報》，建立大陸圖書譯印局。同年冬與黃興等組織華興會，從事反清活動。

　　1903年4月，拒俄運動發生，上海各學校學生罷課，章士釗不顧學堂總辦俞明震勸阻，率陸師同學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事民教育會，任軍理教習。不久被聘為上海《蘇報》主筆，經常發表激烈的革命言論，并因此結識了章太炎、張繼、鄒容，意氣相投，結拜為異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張繼、鄒容均有鼓動革命的書籍。于是章士釗將日本人宮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夢》編譯成《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將孫之別名“中山樵”與姓氏連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黃中黃的筆名刊行，國內由此書而知重孫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蘇報》，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鄒容等七人。章士釗因得主辦此案的江蘇候補道、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僥幸得脫。于8月7日又與陳獨秀、張繼等人創辦了《國民日報》，并繼續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與黃興由上海赴長沙，醞釀華興會的籌建工作。

　　1904年2月，與楊守仁等在上海建立愛國協會，任副會長。楊守仁為會長。1904年8月，華興會決定當年11月6日在長沙舉行起義。章在上海余慶里密設機關，暗中接濟。因事機不密，未經發動即遭失敗。10月，黃興赴上海，召集楊守仁、陳天華、章士釗、張繼、楊度等人開會，準備在湖北、南京等地再舉義旗。后因發華興會在余慶里的機關遭破壞，張繼和章士釗等十余人被捕，再起義的計劃未能實現。章士釗等人經蔡鍔托人營救，被關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釋。出獄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東渡日本。

　　留學時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東京正則學校習英語。章回顧過去，認為自己“才短力脆”，連累了同事，感到內疚，一改革命救國為求學救國，乃發憤力學。1905年8月，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但堅不入盟，后來亦未入其他政黨。

　　1907年，赴英留學。

　　1908年，入英國阿伯丁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1909年4月，他與同盟會員吳弱男在倫敦結婚，婚后入阿伯丁大學學政治經濟兼攻邏輯學。留英期間，他常為國內報刊撰稿，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于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

　　1911年武昌起義勝利，章士釗攜家眷從英國回國，對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給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應孫中山邀由英倫回國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因視同盟會不合西方政黨標準，主張“毀（舊）黨造（新）黨說”，以施行政黨內閣制，遭同盟會員反對，被斥為“保皇黨”。章憤而辭職，應袁世凱之邀北上。袁贈巨宅，委以北京大學校長，未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黃興、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報》主筆，兼江蘇都督府顧問。7月，章在《民主報》上發表了《政黨組織案》，主張將當時國內新有政黨（包括同盟會）一律解散，在一段時間內各抒已見，然后根據不同政見分為兩黨，出而競選，得多數擁護者，管理國家。這就是著名的“毀黨造學說”。此論遭各方攻擊，同盟會內部大嘩，章士釗乃脫離《民主報》，于同年9月與王無生別創《獨立周報》，繼續議論時政，提出了民國政制究取法國制還是美國制等引起國人注意的問題。

　　1913年3月，袁世凱主使刺殺宋教仁反嫁禍于黃興。章由此看出袁之險惡，乘隙逃離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孫中山、黃興，奉孫中山命，聯岑春煊反袁，并草擬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孫中山任命為討袁軍秘書長。“二次革命”失敗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東京與陳獨秀、谷鐘秀等人創辦《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發表《政本》一文，重申兩黨制的主張，提出執政黨應借反對黨之刺激而維持其進步。章倡言革新，反對專制，提倡共和，反對袁世凱，但反對暴力激進手段。批評革命黨有“好同惡異”之弊，力主調和精神。

　　任職時期

　　1914年發表《學理上之聯邦論》等一系列關于政體的文章，宣稱聯邦制可以用輿論力量達到革命的目的，引證西文學說，結合中國政治實際，文法謹嚴，理論充足，為時人重視。7月任歐事研究會書記。

　　1915年冬，袁世凱公開稱帝，護國軍起。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章士釗出任軍務院秘書長，并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秘書長。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總統。章士釗留居北京，任國會議員，并應蔡元培之邀請，受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倫理教授。

　　1916年5月，肇慶軍務院成立，任秘書長，并兼兩廣都督司令部秘書長；6月黎元洪繼任總統，赴北京與黎洽商善后。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17年11月，應陳獨秀之邀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院教授，講授邏輯學。兼圖書館主任，并被選為國會眾議員。章并薦李大釗、楊昌濟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圖書館長職薦李大釗繼任。

　　1918年5月，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次年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當選南方代表。

　　1920年，章士釗當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毛澤東、蔡和森持楊昌濟手書拜見章，求予資助。章當即以二萬元巨款相贈，毛以一部資助赴法學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動。

　　1921年春，赴歐洲考察政治，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學者威爾斯、肖伯納、潘悌。章與諸人講座后，認識到農業國與工業國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1922年，周恩來等在歐洲創建共青團，托章將一部印刷機由法國運至德國，章照辦無誤。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章士釗在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希望，政治傾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

　　1923年6月離京赴上海。10月曹錕賄選為總統，章時任上海《新聞報》主筆，撰文痛斥受賄議員。

　　1924年，段祺瑞上臺。章主張毀棄約法及國會之主張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歲的章士釗投入北洋軍閥集團。段從章建議，以“臨時執政”之名兼任總統與總理之職，委章為司法總長。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釗兼教育總長。章受命后，即宣稱要整頓學風，宣布大學統一考試，合并北京八所大學，引起教育界進步人士及青年學生的反對 [1]? 。4月9日，各校學生聚會請愿罷免章士釗。章遂辭職赴滬，后經段祺瑞挽勸，乃復任司法總長之職。7月發行《甲寅》周刊，反對新文化運動。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總長，要他繼續“整頓”學風。章不顧人們的反對撤換了一批反對他的大學校長。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裝警察護送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楊蔭榆到校就職，后又下令解散“女師大”，鎮壓愛國學生運動。因章的《甲寅》雜志作為整頓學風的言論陣地，而《甲寅》封面繪有一虎，當時人們稱之為“老虎總長”。

　　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章任段政府秘書長。后被國民軍驅逐下臺，章出走天津，繼續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該刊強調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白話文，反對“歐化”，引得罵聲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魯迅著文痛罵段祺瑞、章士釗為“落水狗”，由是惡名遠播。

　　1927年4月，李大釗同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逮捕，他四處奔走營救。

　　1928年國民革命軍光復北京后，因章系執政府之高級官員，曾被通緝，乃赴歐洲游歷。

　　1930年受張學良之聘回國，任沈陽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次年任院長，“九一八”事變后，章士釗回到上海，為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他自動站出來為陳辯護，請求法庭宣布陳無罪。其“辯論狀”著力闡述政府應當容忍不同政黨之理論，文氣逼人，震動法庭，中外報紙競相登載。

　　1934年任上海法學院院長，并先后擔任北京明德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上海法政學院院長。岑春煊等西南軍閥排擠孫中山，操縱南方護法軍政府，岑任總裁，章出任秘書長。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主席。

　　抗日戰爭爆發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維新”偽政府成立，漢奸梁鴻志誘章入伙，被章拒絕。不久杜月笙派人迎護，章由香港轉赴重慶，國民政府給以“參政員”名義。

　　1938年6月起，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3年著《邏輯指要》在重慶出版。

　　1945年抗戰勝利后，毛澤東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戰后問題；“雙十”協定簽字后，毛因事滯留重慶，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會談，征詢章對形勢看法，章在手心寫一“走”字，耳語“三十六計，走為上”，勸毛速離險境。

　　解放時期

　　1946年回上海，在同濟大學法學院任教，并續任律師；同年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行憲后，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解放戰爭后期，他作為“上海和平代表團”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非正式代表，為國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欲試探與中共和談之可能性，乃請章士釗及江庸、顏惠慶三人。章返上海后，曾專程至南京，會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向程介紹了與毛澤東晤談的情況，轉達了毛對和平寄予的期望，對程消除“懲辦戰犯”的疑慮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決定正式成立代表團，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為和談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與中共舉行和平談判。4月22日和談破裂，章士釗與邵、張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章托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將軍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總統委派與邵力子、張治中、劉斐同來北平，與中國共產黨舉行和平談判。因國民黨政府拒絕簽訂雙方代表草擬的協定，乃留居北平。繼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潛，勸說程、陳（陳明仁）起義。9月，他應中國共產黨之邀參加開國大典，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從此定居北京。

　　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并被推選為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先后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1952年，他與葉恭綽等人聯名上書毛澤東，呼吁保護北京廣東新舊兩義園的民族英雄袁崇煥遺墓，使袁墓古跡得以保存。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與臺灣方面連絡，會商兩岸統一問題。

　　1957年，中共整風，章發言中有語“物必自腐而后蟲生”，被責令檢討，經毛澤東干預始得解脫。

　　1959年10月，任館長。晚年以大部分時間從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國人民大學漢語教研室講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為《柳文指要》一書。

　　1961年，國窮民困之際，毛用稿費以“還錢還利”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給章以解其困，送滿十年。

　　1963年，毛七十壽辰，設家宴邀章士釗、程潛、葉恭綽、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攜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蘭亭集序》真偽之辯，高二適駁郭沫若文章發表受阻，章向毛推薦高文，得以通過。

　　“文化大革命”中，當造反派的矛頭直指“劉鄧司令部”時，他對國家前途充滿憂慮，不顧個人安危上書主席，坦誠陳言，意欲力挽狂瀾。“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來接章到301醫院予以保護。章對劉少奇命運十分關注，致函毛、劉調解，要劉效廉頗藺相如故事向毛負荊請罪，以求團結共事，卒被殘酷現實打破。從此專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為期盼的是祖國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為此，不顧92歲高齡只身前往香港為恢復同臺灣的聯系而奔忙，最終在香港病故，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最后的貢獻。

　　1973年，章士釗自請第四次赴港，欲與臺灣方面會談兩岸統一事業，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歲。在京舉行追悼會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均到會行禮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