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樓天子
　　隨著年齡的增長，趙佶迷戀聲色犬馬，游戲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戲。趙佶身邊有一名叫春蘭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給他的，后來逐漸變成了他的玩物。但趙佶并不滿足，他以親王之尊，經常微服游幸青樓歌館，尋花問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幾乎都與他有染，有時他還將喜歡的妓女喬裝打扮帶入王府中，長期據為己有。當上皇帝以后，徽宗稟性難移，無心于政務，繼續過著糜爛生活。

　　內侍楊戩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劉氏有傾國傾城之貌，不亞于王昭君，徽宗將其召入宮中。劉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賤，但長得光艷風流。徽宗一見，魂不守舍，瞬間便將喪妃之痛遺忘殆盡。徽宗對劉氏大加寵愛，與她形影不離，若離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劉氏天資穎悟，善于逢迎徽宗。還極善涂飾，每制一衣，款式新穎，裝扮起來勝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歡，就連京城內外也競相仿效。在徽宗看來，劉氏回眸一笑，六宮粉黛盡無顏色。道士林靈素見劉氏如此得寵，便曲意奉承，稱劉氏為“九華玉真安妃”，繪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劉氏漸漸風韻不再，生性輕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覓新歡。

　　盡管后宮粉黛三千，佳麗如云，但徽宗對她們刻意造作之態感到索然無味，便微服出宮，尋找刺激。李師師，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歲喪父，遂入娼籍李家，后來成了名噪一時的京城名妓。她色藝雙全，慷慨有俠名，號稱“飛將軍”。李師師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會放過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經常乘坐小轎子，帶領數名侍從，微服出宮，到李師師家過夜。為了尋歡作樂，徽宗專門設立行幸局專門負責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員還幫助徽宗撒謊，如當日不上朝，就說徽宗有排檔（宮中宴飲）；次日未歸，就傳旨稱有瘡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樓妓館，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總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發現；其實多數朝臣對此都心知肚明，但卻不敢過問，致使徽宗更加放蕩。秘書省正字曹輔曾經挺身而出，上疏規諫徽宗應愛惜龍體，以免貽笑后人。徽宗聽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fǔ）等人處理此事。這些人自然領會徽宗的意思，以曹輔誣蔑天子之罪論處，徽宗當即將曹輔發配郴州。

交好王詵
　　趙佶結交了一批與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摯友王詵（shēn），娶英宗之女魏國大長公主，封為駙馬都尉。但王詵為人放蕩，行為極不檢點。雖然公主溫柔賢淑，盡心侍奉公婆，而王詵卻偏偏寵愛小妾，她們竟然多次頂撞公主。神宗為此曾兩次將王詵貶官，但他卻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時，當著公主的面與小妾尋歡作樂。品行如此惡劣之人，卻是趙佶的坐上賓。他們經常一起光顧京城內有名的妓館——擷芳樓。王詵藏有名畫《蜀葵圖》，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時常在趙佶面前提及此事，遺憾之情，溢于言表。趙佶便記于心，派人四處尋訪，終于找到另外半幅畫，就把王詵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過去。王詵以為酷愛書畫的趙佶要收藏這幅畫，哪知趙佶卻將兩半幅畫裱成一幅完整的畫送給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間的關系之深。

　　趙佶對王詵如此大方，王詵自然投桃報李。有一次，趙佶在皇宮遇到王詵，恰巧因為忘帶篦（bì）子，便向王詵借篦子梳頭。王詵把篦子遞給他。趙佶見王詵的篦子做得極為精美，愛不釋手，直夸篦子新奇可愛。王詵不失時機地說：“近日我做了兩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過，過會兒我派人給你送過去。”當晚，王詵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給趙佶送篦子。高俅到趙佶府中時，正逢趙佶在蹴鞠（cùjū），就在旁邊觀看等候。趙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頭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見到趙佶踢得好時，高俅大聲喝彩。趙佶便招呼高俅對踢。高俅使出渾身解數，陪趙佶踢球。趙佶玩得非常盡興，便吩咐仆人向王詵傳話，說要將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趙佶的寵幸。后來，有些仆人跟趙佶討賞，他居然說：“你們有他那樣的腳嗎？”趙佶之放浪形骸可見一斑。

后宮生活
　　徽宗17歲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冊王氏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儉約，不會取悅徽宗，雖為正宮，但并不得寵。此時，徽宗寵幸的是鄭、王二貴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宮中的押班（內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辭。徽宗為藩王時，每到慈德宮請安，向太后總是命鄭、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謹慎，又善于奉承，頗得徽宗好感，時間一長，向太后有所覺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賜給他。徽宗如愿以償，甚為歡喜。據記載，鄭氏“自入宮，好觀書，章奏能自制，帝愛其才”。顯而易見，鄭氏不僅姿色出眾，而且還能幫助徽宗處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愛鄭氏。徽宗多次賜給鄭氏情詞艷曲，后來傳出宮禁，廣為流傳。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冊封鄭氏為皇后。 除了鄭、王二氏之外，受寵愛的還有二劉貴妃、喬貴妃、韋貴妃等人。劉貴妃，出身寒微，卻花容月貌，入宮即得到趙佶寵幸，由才人連升7級而至貴妃。然而，好景不長，升貴妃后不久即去世。劉貴妃曾親手在庭院中種植了幾株芭蕉，當時她說：“等這些芭蕉長大，恐怕我也看不著了。”在旁的侍從聞聽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誰知過了兩天，劉貴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視時，劉貴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謚號“明達懿文”，將其生平事跡編成詩文，令樂府譜曲奏唱。

三次河清
　　三國時期曹魏李康《運命論》：“夫黃河清而圣人生。”事實是，出現“河清”，顯然與什么“圣人出”無關。大概誰也不會認為宋徽宗是個圣人，但他在位時，竟出現過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彈冠相慶，用各種形式來歌功頌德。

　　在黃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時間變清的時候，即史書中作為祥瑞記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據地質學史專家李鄂榮先生考證，中國歷史上的“河清”，有記載可查的便有43次，首見于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如從此時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

　　根據《宋史》，宋徽宗在位年間的三次“河清”，分別為：第一次，大觀元年（1107年），“乾寧軍、同州黃河清。”第二次，大觀二年（1108年），“同州黃河清。”，第三次，大觀三年（1109年），“陜州、同州黃河清。”

　　大觀元年（1107年）“乾寧軍言黃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黃河清”被譜寫成新曲流傳 ，還在韓城建立記載這些祥瑞的“河瀆碑”。此碑至今尚在。

　　可是立碑后僅僅15年，到了1127年，這個導致北宋亡國的宋徽宗，便和他的兒子宋欽宗一起被金兵俘虜，押到了金朝統治下的東北地區。

出題作畫
　　宋徽宗還親自出題，留下了“踏花歸來馬蹄香”的佳話：一日，趙佶踏春而歸，雅興正濃，便以“踏花歸來馬蹄香”為題，在御花園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畫考。這里“花”、“歸來”、“馬蹄”都好表現，唯有“香”是無形的東西，用畫很難表現。許多畫師雖有丹青妙手之譽，卻面面相覷，無從下筆。有的畫是騎馬人踏春歸來，手里捏一枝花；有的還在馬蹄上面沾著幾片花瓣，但都表現不出“香”字來。獨有一青年畫匠奇思杰構，欣然命筆。畫構思很巧妙：幾只蝴蝶飛舞在奔走的馬蹄周圍，這就形象地表現了踏花歸來，馬蹄還留有濃郁的馨香。宋徽宗俯身細覽，撫掌大贊：“妙！妙！妙！”接著評道，“此畫之妙，妙在立意妙而意境深。把無形的花‘香’，有形的躍然于紙上，令人感到香氣撲鼻 ！” 眾畫師一聽，莫不驚服，皆自愧不如。

　　趙佶曾用“深山藏古寺”為題來考畫院學生。第一個學生畫了整個寺院，以及寺院四周的崇山峻嶺。第二個學生畫了古寺的一角，背景上畫了山巒起伏的密林。第三個學生沒有畫古寺，只畫了深山陰谷中的一條石徑，盡頭一個和尚在溪邊打水，大樹掩沒不知寺院在何處？“深山藏古寺”著意在“藏”字上做文章，給人以“畫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享受。“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繪畫講究藏得自然，藏得巧妙，藏得有詩情畫意的意境。

收藏名畫
　　著名的《清明上河圖》，也和這位書畫皇帝不無干系。張擇端完成這幅歌頌太平盛世歷史長卷后，首先將它呈獻給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為此畫的第一位收藏者。作為中國歷史上書畫大家的宋徽宗酷愛此畫，用他著名的瘦金體書法親筆在圖上題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并鈐上了雙龍小印（今佚）。

獨創“瘦金體”書法
　　宋徽宗趙佶不僅擅長繪畫，而且在書法上也有較高的造詣。趙佶書法在學薛曜、褚遂良的基礎上，創造出獨樹一幟的“瘦金體”，瘦挺爽利，側鋒如蘭竹，與其所畫工筆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書的意思是美其書為金，取富貴義，也以挺勁自詡。
　　趙佶傳世的書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種書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筆勢挺勁飄逸，富有鮮明個性。其中筆法犀利、鐵畫銀鉤、飄逸勁特的《秾芳依翠萼詩帖》為大字楷書，是宋徽宗瘦金書的杰作。
　　但是宋徽宗的書法存在著柔媚輕浮的缺點，這也許是時代和他本人的藝術修養所致，但他首創的瘦金體的獨特的藝術個性，為后人競相仿效。既以開創了一大流派的書體。

詩書畫印四結合
　　趙佶于花鳥畫尤為注意。《宣和畫譜》記錄了他收藏的花鳥畫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見其偏愛之深。《畫繼》記載趙佶曾寫《筠莊縱鶴圖》。 “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擎露舞風之態，引吭唳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并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閑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縑素之上，各極其妙。”這種贊譽趙佶花鳥畫精致、生動傳神的文字記載俯拾皆是。流傳至今題為趙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鳥畫作，則證實了這種記載的真實性。趙佶的花鳥畫，以極其嚴謹的創作態度，既從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對象的生長規律，且以特有的筆調活靈活現地傳達出對象的精神特質，達到了高度成熟的藝術化境。
　　中國傳統花鳥畫向分徐（熙）、黃（筌）兩派，兩派各有長短。黃派長于用色而短于用筆，徐派長于用筆而短于用色。以技術的標準論，徐不及黃的精工艷麗；憑藝術的標準言，黃不及徐的氣韻瀟灑。用筆和設色作為中國傳統花鳥畫技法中兩大極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極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黃派畫風一統畫院，經過一百年的輾轉摹擬而顯得毫無生氣之時，崔白、易元吉奮起改革復興徐熙畫法，黃派暫居下風，但并未退出花鳥畫壇，因而使花鳥畫得以蓬勃發展。至北宋晚期，徐、黃兩派實際上處于并行發展的勢態。憑趙佶深厚的藝術修養，他對徐、黃兩派的技法特點的認識是清醒的。因此，趙佶的花鳥畫是學習吳元瑜而上繼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長。當然他也并非只學一家，而是“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的。如文獻記載那樣，時而承繼徐熙落墨寫生的遺法，時而“專徐熙黃荃父子之美”。顯然，就創作技法而言，徽宗既學吳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統的用筆，又喜黃荃、黃居宷的用色，并力求使兩者達到渾化一體的境界。徐熙野逸，黃家富貴。徐、黃兩派又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趣味。趙佶作為當朝皇帝，又是極力享受榮華富貴、縱情奢侈的人，對于精工富麗的黃派風格，有他根深蒂固的愛好。同時，他又處在文人畫蔚然興起之后，必定受到時代風氣的熏染。他的周圍又聚集著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貴官宗室如王詵、趙令穰等，又與文人畫的倡導者之一米芾關系頗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裝巧趣”的美學觀，趙佶自然深受影響。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藝術修養更使其審美情趣中透射出濃郁的文人氣質。因此，趙佶既崇尚黃派的富貴，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審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黃兩家的。
　　歷來關于趙佶的藝術成就，論者都以他的花鳥畫為最高。趙佶藝術的獨創性和對后代的影響力，也主要體現在他的花鳥畫中。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獨特性。經營位置為畫家的總要，所以畫面布置因題材內容繁簡不同也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這是人人皆能學習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這需要作者獨出心裁，巧妙安排。趙佶花鳥畫的構圖，時有匠心獨運之作。如《鸜鵒圖》軸，畫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寫鸜鵒兩只，奮翅相爭糾結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處于優勢，用利爪抓住對方的胸腹，張嘴怒視；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奮勇掙扎，進行反擊，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僅飄動著幾根羽毛，令人想到這兩只酣戰的鸜鵒，是從高處一直斗下來，并顯得空間的廣闊，畫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棲另一鸜鵒，作噪鳴狀，撲翼俯看下面兩只正在爭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還是勸架，又似乎想飛下來參加決斗。焦急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鸜鵒的心理感情，也刻畫得細致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鋒銳的松針，與糾結在一團的濃墨的鸜鵒相對比，更增強了畫面的動感。雖然畫中所擷取的都是自然寫實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獨特，從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時空意象的無限理想化的藝術世界。這是徽宗時期花鳥畫的特有風格，并由此開啟了南宋劉、李、馬、夏在山水畫構圖方面的改革先聲。
　　第二，寫實技法的獨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外國專家曾把趙佶花鳥畫的寫實技巧稱為“魔術般的寫實主義”，因為它給人以“魔術般的誘惑力”（勞倫斯·西克曼：《中國的藝術和中國的建筑》）。北宋的繪畫理論中以氣韻為高的說法已不少見，但在趙佶時代，嚴格要求形神并舉。“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于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益州名畫錄》） 。形似以物趣勝，神似以天趣勝，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達到神似。所謂寫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確的形體，還必須富有活潑的精神。趙佶在創作實踐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達到神似的。傳說趙佶畫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這正是為了由形似達到神似所作的技術性嘗試。如《御鷹圖》， 論其藝術描繪，雙勾謹細，毛羽灑然，形體生動而自然。尤其是鷹眼的神姿，英氣勃發，顯示著一種威猛之氣。而藝術的格調，卻是清新文雅，絕去粗獷率野的情味。盡管雙勾是歷來的表現形式，而這種新穎的畫風，是形神兼備的高妙寫生，已從樸實真誠之趣，變而為精微靈動，與崔白、吳元瑜等顯示了一定的距離了。又如《金英秋禽圖》中的一雙喜鵲，筆畫細致，描繪對象無微不至。以俊放的筆來表達細致的寫生，真可謂神妙之至。花的嫵媚，葉的飄逸，枝的挺勁，草的綽約，石的玲瓏，以及鳥獸的飛鳴跳躍，草蟲的飛翔蠕動，無一不賴其魔術般的寫實技巧款款傳出，而了無遺憾。正如張丑題趙佶的《梅花鸜鵒圖》詩：“梅花鸜鵒宣和筆，十指春風成色絲；五百奇蹤懸掛處，暗香疏羽共紛披。”所謂“奇蹤”和“色絲”都是形容絕妙之意。這種寫生傳統是中國畫最可寶貴的傳統。其實，蘇軾論證繪畫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義，不是不要形似而單講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礎上抒寫出對象的內在精神。譬如他在《書黃荃畫雀》中寫道：“黃荃畫飛雀，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在這里，蘇軾特別強調細致入微地觀察生活，研究對象，這與趙佶之鉆研“孔雀升高，必舉左”，態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詩、書、畫、印結合的獨特性。趙佶的繪畫尤其是花鳥畫作品上，經常有御制詩題、款識、簽押、印章。詩題一般題在屬于精工富麗一路的畫作上，如《芙蓉錦雞圖》軸，左下角秋菊一叢，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鳥錦雞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戲飛的雙蝶，順著錦雞的目光，導向右邊空白處的詩題：“秋勁拒霜盛，峨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鬼管。”全圖開合有序，詩發畫未盡之意，畫因詩更顯圓滿。這首詩題，實際上已巧妙地成了畫面構圖的一部分，從中可以見出趙佶對詩畫合一的大膽嘗試和顯著成就。畫上的題字和簽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體”，秀勁的字體和工麗的畫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簽名，喜作花押，據說是“天下一人”的略筆，也有認為是“天水”之意。蓋章多用葫蘆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璽。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書畫的款識上，始于宋代蘇軾、米芾、趙佶、趙子團等人。元明以后，詩、書、畫、印相結合已成為中國畫的傳統特征，但在北宋，卻還處于草創時期，趙佶是善開風氣之先的。
　　顯而易見，趙佶的花鳥畫是當得起后人的倍加贊美的，但是，與這些譽美之詞相悖的，是對他的花鳥畫的懷疑甚至否定。元代湯垕在《畫鑒》中說：“《宣和睿覽集》累至數百及千余冊，度其萬機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當時畫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題印之耳。”意思是說，因為趙佶花鳥畫數量眾多，作為皇帝他是沒那么多時間作畫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測。明代董其昌進一步認為“宣和主人寫生花鳥時出殿上捉刀，雖著瘦金書小璽，真贗相錯，十不一真”（《書畫記》） 。這種妄意的推斷，缺少依據，從畫史研究的角度來說，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據劉益、富燮兩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間“供御畫”，推測趙佶所有的作品，都是這兩人的代筆。趙佶的畫跡真贗相雜，這是事實，但因此而否定其繪畫創作，這是極不科學的研究態度。據史料記載，徽宗趙佶經常舉行書畫賞賜活動，這些賞賜給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畫院畫家的手筆，這本來就是十分自然，無可厚非的。作為皇帝畫家趙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從事創作，來供給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圖畫院原屬宮廷服役機構，畫院畫家有義務畫這些應制的作品，所謂“供御畫”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題印，只是表示他對官僚臣下的恩賜之意罷了。在歷代畫家中，因應酬關系，而出于代筆的也不少。如《宣和畫譜》所記：“吳元瑜晚年，多取他畫或弟子所摹寫，冒以印章，謬為己筆。”可以肯定，這些“他畫”或弟子摹作，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了吳元瑜的繪畫樣式。同樣，即使現存徽宗畫跡中有畫院中人手筆，這些作品也是根據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創作的，從中仍舊可以見出徽宗的繪畫風格和審美趣味，而絕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藝術創作。
　　美術史家徐邦達在《宋徽宗趙佶親筆與代筆畫的考辨》一文中，將傳世的徽宗畫跡分為粗拙簡樸與精工細麗兩種，認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鑒賞標準，應是畫院中人代筆，而簡樸生拙的才是趙佶親筆。徐邦達關于代筆問題的研究顯然比前人深入具體了許多。但是，從繪畫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一個畫家的畫風往往不止一種，有主要的畫風，也有次要的畫風。兩種畫風有時幾乎對立，讓人難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畫寫生的人有時也畫寫意，畫青綠的人有時也喜歡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與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別。作畫人若一生只畫一種風格的畫，那是畫工，不是畫家。對趙佶畫筆真贗的考辨見仁見智都是屬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優秀的畫家，總有一種藝術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體貌、不同風格的作品融為一體，聲息相應。謝稚柳在《宋徽宗趙佶全集·序》中對趙佶各種風格的花鳥畫跡的考辨則是較為詳審精到的。首先，謝稚柳根據趙佶各個時期不同風貌的畫筆中前后統一的筆勢特征，將《竹禽圖》、《柳鴉蘆雁圖》、《御鷹圖》、《金英秋禽圖》、《枇杷山鳥圖》、《四禽圖》、《寫生珍禽圖》、《祥龍石圖》、《瑞鶴圖》、《杏花鸚鵡圖》等定為趙佶真筆。認為這些畫以其精微靈動的寫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調表現出趙佶畫筆特有的性格和情意，與畫院畫家在表現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隨是判然有別的。其次，以筆勢特征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錦雞與并棲在梅枝上的白頭鳥，我們看不出與上列趙佶親筆的筆情墨意，其中含蘊著共同之處，這些只能說是追隨趙佶的格調，是無可逃遁的。”謝稚柳還根據《南宋館閣續錄》把《芙蓉錦雞圖》和《臘梅山禽圖》定為御題畫，“是‘三舍’學生的創作，或是每月考試的作品，被趙佶入選了，才在畫上為之題字”。謝稚柳論證考鑒，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實的真相。趙佶各種風格的花鳥畫跡中雖有贗跡，但他在花鳥畫領域中的創造性成就卻是不容否定的。
　　總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縱將圣，藝極于神”（《畫繼》） ，詩詞書畫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定的藝術高度，尤其是繪畫方面，無論山水、花鳥、人物，都能“寓物賦形，隨意以得，筆驅造化，發于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廣川畫跋》） 。正如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和建筑》一書中所說：“帝位為徽宗的繪畫活動創造了條件，但徽宗的畫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畫作本身的藝術魅力而流傳后世的。”這是一句十分客觀的公道話。可以說，徽宗趙佶是歷史上唯一真正擁有較高的藝術涵養和繪畫才能，并真正稱得上畫家的皇帝。

藝術主張
　　趙佶的藝術主張，強調形神并舉，提倡詩、書、畫、印結合，他是工筆畫的創始人，花鳥、山水、人物、樓閣，無所不畫，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點。他用筆挺秀靈活，舒展自如，充滿祥和的氣氛。他注重寫生，體物入微，以精細逼真著稱，相傳他曾用生漆點畫眼睛，更加生動、栩栩如生，令人驚嘆。趙佶的畫取材于自然寫實的物像，他構思巧妙，著重表現超時空的理想世界。這一特點打開了南宋劉松年、李蒿和夏圭在山水畫構圖方面的變革之門。他還強調形神并舉的繪畫意念。勞倫斯·西克曼在《中國的藝術和中國的建筑》一書中曾說，趙佶的畫寫實技巧以“魔術般的寫實主義”給人以非凡的誘惑力。趙佶提倡詩、書、畫、印結合。他創作時，常以詩題、款識、簽押、印章巧妙地組合成畫面的一部分。這成為元、明以后繪畫派傳統特征。
　　趙佶在位時，曾廣泛收集歷代文物書畫，并親自掌管翰林圖畫院，讓文臣分門別類，著書評論，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這些都對宋代的繪畫藝術起到了推動和倡導作用。他還增加畫院畫師的俸祿，將畫院列入科舉制度中，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自橫”、“嫩綠枝頭紅一點，惱人春色不須多”等詩句為題，考錄畫師，給畫院注入“文人畫”的氣質。許多畫師，如李唐、蘇漢臣、米芾等，皆是由此脫穎而出，樹譽藝壇。皇帝如此鐘愛書畫，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趨之若鶩？北宋書法、宮廷畫在此時發展到極致。
　　在書法上，趙佶起初學的是黃庭堅，后又學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雜揉各家，取眾人所長又獨出己意，最終創造出別具一格的“瘦金體”，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靄然”之感，又有強烈的個性色彩，如“屈鐵斷金”。特點是筆劃瘦細而有彈性，尾鉤銳利，運筆迅疾。字一般呈長形，張弛有度，有一種秀美雅致、舒暢灑脫的感覺，而且通篇法度嚴謹，一絲不茍。這種瘦挺爽利、側鋒如蘭竹的書體，需要極高的書法功力、涵養以及神閑氣定的心境來完成。此后盡管學習這種字體的人很多，但能得到其神韻的卻寥若晨星，這足以見證趙佶的書法功力。相比之下，趙佶的詩詞顯得較為平庸，尤其是前期詩詞，多為矯情之作，享樂情調十分明顯。但在淪為亡國之君之后，他觸景生情，寫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像“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讀來讓人心中隱隱作痛。
　　《瑞鶴圖》是公認的宋徽宗存世工筆寫實類花鳥畫真跡，為存世絕少的宋徽宗“御筆畫”。
　　此圖畫莊嚴聳立的汴梁宣德門，門上方彩云繚繞，18只神態各異的丹頂鶴，在上空翱翔盤旋，另兩只站立在殿脊的鴟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及宮殿周圍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更烘托出仙鶴動飛之勢和曼妙體態，氣氛祥和吉慶。畫后有趙佶瘦金書敘述一段。
　　《瑞鶴圖》曾收入《宣和睿覽集》， 金軍攻入汴梁時，這件作品被拆成單幅的卷軸流散出去，清乾隆晚期被收進清宮，溥儀私自夾帶出宮后流失到東北，最終成為遼寧博物館的藏品。
　　現藏遼寧省博物館的《瑞鶴圖》，是宋徽宗趙佶之“御筆畫”，構圖和技法俱皆精到：構圖中一改常規花鳥畫傳統方法，將飛鶴布滿天空，一線屋檐既反襯出群鶴高翔，又賦予畫面故事情節，在中國繪畫史上是一次大膽嘗試；繪畫技法尤為精妙，圖中群鶴姿態百變，無有同者，鶴身粉畫墨寫，睛以生漆點染，整個畫面生機盎然。
　　《池塘秋晚圖》卷本幅以荷鷺為主體，將各種動、植物分段安排在畫面上。卷首畫紅蓼與水蠟燭，暗示水岸。接著白鷺一只迎風立于水中。荷葉欹傾，水草順成一向，襯托白鷺充滿張力的姿態。荷葉有的綠意未退，有的則枯萎殘破，墨荷與白鷺之間的黑白對比，增強水墨色調的變化關系。后有鴛鴦，一飛一游，紅蓼、水蠟燭及枯荷裝點出蕭瑟的秋意。而白鷺的眼神、鴛鴦的動向尚有往后延伸之勢，讓觀者有意猶未盡之感。
　　宋徽宗對繪畫有精湛的研究，尤擅長花鳥，據傳畫鳥用生漆來點睛，成豆形突出于畫幅之上，又黑又亮，炯炯有神。
　　本幅為粉箋本，此粉箋新紙時，光潔亮麗，其上尚印有卷草紋圖案，是當時極為珍貴的材質。由于紙面經過上粉處理，具有不吸水性，因而影響到筆墨的趣味。乍看之下，筆墨甚為質樸，有斑剝古趣。其構圖是將各種動、植物分段逐次安排在畫面上，是唐代及其以前習見的構圖式，在描繪花草的形態技法較為古樸，有唐人裝飾意味的遺意。

早期經歷
　　趙佶生于元豐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養尊處優，逐漸養成了輕佻浪蕩的性格。據說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書省觀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畫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隨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這種李煜托生的傳說固然不足為信，但在趙佶身上，的確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射箭、蹴鞠，對奇花異石、飛禽走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在書法繪畫方面，更是表現出非凡的天賦。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僅25歲的宋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張依禮、律，當立哲宗同母弟簡王趙似，否則當立長弟申王趙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無子，神宗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趙佖后，主張立哲宗次弟端王趙佶，章惇指出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并以宋神宗語駁斥反對派：“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當立。” 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許將等執政的支持下，立趙佶為帝。趙佶即位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改年號為“建中靖國”。這是趙佶統治政權的開始，在位共二十五年。

腐朽統治
　　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在神宗時即是守舊派，當政后隨即任命守舊派、韓琦長子韓忠彥為執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執政蔡卞等相繼受攻擊，蔡卞首先被貶任知府；同時恢復被貶逐的守舊派官員的名位，守舊派官員接著相繼上臺。當年七月，向太后還政后不久，反對立徽宗為帝的左相章惇被罷相，韓忠彥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當時守舊派與變法派的斗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祐、紹圣均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于是改次年為建中靖國，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綏斯民”。但是新舊黨爭不僅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鄧洵武首創徽宗應紹述神宗之說，攻擊左相韓忠彥并推薦蔡京為相，得到執政溫益的支持，為徽宗所采納，首先于同月末決定改明年為崇寧元年，明確宣示放棄調和政策，改為崇法熙寧變法。

　　蔡京是個政治投機者，王安石變法時擁護變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馬光積極推翻新法，紹圣初又積極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舊派攻擊而被奪職提舉宮觀閑居杭州（今屬浙江），結交赴杭收集書畫的宦官童貫，蔡京以擅長書法逐漸受到可以稱之為畫家、書法家的宋徽宗的賞識，鄧洵武、溫益知道徽宗必將重用蔡京，在進呈紹述新法意見時都力薦蔡京，認為徽宗“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崇寧元年（1102年）五月，左相韓忠彥首先被貶任知府，蔡京升任執政。隨后右相曾布也被貶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為左相，獨相達三年之久。其后雖曾二次罷相，但又復相或以太師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稱少宰為次相）之上。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還以太師領三省事掌握朝政。徽宗時期始終是蔡京及其黨羽的天下，他們打著紹述神宗改革的旗號，作為排斥異己打擊反對者的幌子。

　　蔡京等打著紹述新法的旗號，無惡不作，賄賂公行，賣官鬻爵，“三千索（“索”意與貫同），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稅加賦，搜刮民財。又如征收所謂經制錢，是“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于細，而積之甚眾”。苛捐雜稅，積累了大量財富，“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于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大興土木，不僅在宮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宮城的延福宮和規模更大的艮岳，還乘機利用搜刮的民財大修各自的豪華宅第。為了阻止其他官員的議論，詔書也不依中書省草擬、門下省復核、上奏后頒行的正規途徑，而是請徽宗親書后即頒行，稱為“御筆手詔”，甚至請宦官楊球代書，號稱“書楊”，以達到他們任意胡作非為的目的。

　　徽宗初年，宦官楊戩先設“稻田務”，開始在汝州（今屬河南）立法，可以種稻的田土，收索民戶田契，輾轉追尋，直至無契可證，將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稱為公田，種植戶即作為佃戶，須交納公田錢，繼而推廣至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彌漫數百里的梁山濼（泊），是濟州（今山東巨野）、鄆州（今東平）數縣沿湖漁民賴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強行收取賦稅，逃稅者按盜匪處罪。在李彥及其黨羽的摧殘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規模起義不斷發生。

起義不斷
　　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起義于河北路，同年十二月已發展為有一定規模的農民起義軍，被稱為“河北劇賊”，北宋朝廷曾下詔進行招降。但宋江未受招安，而是于次年轉戰南下京東路，被稱為“京東賊”，活動于青、濟、鄆、濮（今山東鄄城北）諸州境內。這時南方的方臘舉行起義，發展迅猛，亳州（今屬安徽）知州、前執政侯蒙上書稱：“（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其后宋江移軍南下，沂州（今山東臨沂）知州蔣圓假作同意起義軍借道而襲擊南下的宋江起義軍，起義軍遭受較大損失后，“北走龜蒙間”。

　　宣和三年（1121年）初，宋江起義軍南下淮陽軍（今江蘇邳縣南），朝廷派官軍追擊，起義軍繼續南下，進入淮南路楚州（今淮安）地區，又被稱為“淮南盜”。起義軍轉而北上，途經沭陽時，遭到縣尉王師心邀擊，略有損失。二月，在海州（今連云港市區西南部）為知州張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賊，（宋）江乃降”。

　　北宋末年農民起義中規模最大的是方臘起義軍。方臘是兩浙路睦州（今浙江建德東北）青溪（今淳安西）西部山區的幫源洞（通峒，指山谷地區）漆園主（一作傭工），屢遭“造作局”酷取，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等各種秘密宗教組織起義，為里正發覺，遂殺里正而于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起義，次月即建立政權，首先攻占青溪縣城。深受“花石綱”之害的兩浙人民紛紛響應，起義軍隨即攻占睦州、歙州，消息傳到首都開封，徽宗立即派親信宦官、知樞密院事（最高軍事長官）童貫統率數十萬原準備攻遼的大軍，迅速南下，而起義軍差不多與此同時，已攻占兩浙路首府杭州（今屬浙江），方臘拒絕部屬關于北上搶占江寧，控扼長江天險抗擊官軍渡江的建議，而是主力南下，先后攻占婺州、衢州、處州（今麗水西）等地。

　　北宋官軍于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受命首先搶占江寧、潤州。當正月下旬，北上的東路起義軍圍攻秀州（今浙江嘉興）之際，東路官軍也到達秀州，起義軍在官軍的內外夾擊下退往杭州，二月中旬官軍攻占杭州。北上的西路起義軍，先后受挫于旌德、寧國、歙州。三、四月之際，官軍又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臘放棄青溪，退回西部山區幫源洞，幫源洞在東西兩路官軍的夾擊下，激戰數日后起義軍戰敗，二十六日，方臘為官軍小軍官韓世忠所俘，起義失敗。起義軍的余部轉戰于浙東地區，至八月間，才最后失敗。方臘被俘后被解往首都開封，于八月下旬被殺害。北宋朝廷雖然鎮壓了方臘起義，但并沒有吸取教訓，革新政局，而是更為黑暗腐敗，其時距北宋被金滅掉不過5年左右。

聯金擊遼
　　政和元年（1111年），鄭允中、童貫使遼，遼人馬植夜謁童貫獻滅遼之策，受到童貫的重視，遂約馬植歸來，馬植到宋首都開封童貫家后，上書給徽宗，獻計宋派遣使臣自登州（今山東蓬萊）、萊州（今屬山東）渡海到遼東與女真結盟，共滅遼朝，可以奪取五代后晉割給遼朝的燕云十六州。深受徽宗賞識，賜馬植姓名為李良嗣，后又賜姓趙。金朝建立后宋曾遣使渡海，但未能登陸而回。重和元年（1118年）馬政使金口頭表達宋金聯合攻遼及燕、云地區歸來，金遣散覩等人使宋商議結盟事務。宣和二年（1120年）宋遣趙良嗣、馬政先后使金，金亦數次遣使來宋，雙方議定夾攻遼朝，遼燕京由宋軍攻取，金軍進攻遼中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西）等地，遼亡后燕云地區歸宋朝，宋將原納給遼朝的歲幣轉給金朝，史稱“海上之盟”。

　　但是，由于宋軍腐敗，缺乏戰斗力，數十萬大軍兩次攻打遼南京（燕京），均被遼守軍打敗，遼南京還是由金軍攻占。宋每年加付一百萬貫錢為代稅錢，隨同每年的“歲幣”交付給金朝，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金方將燕京及所屬九州中的西部六州歸宋。但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俘往東北作奴隸，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貍穴處”殘破不堪的一座空城 ，宋設燕山府路統治新得的燕京地區。云州（遼西京）地區，金太祖也表示在宋出犒軍費給金的條件下歸屬宋朝。五月，金已許將朔（今屬山西）、武（今山西神池）、蔚（今河北蔚縣）三州先歸宋，還沒有來得及執行，就因同年六月金太祖病死而中止。

　　金太宗即位之初也是遵守盟約的。宣和六年（1124年），當時的主將宗翰、宗望都反對割山西地與宋，太宗還說：“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東、西兩路軍大舉南下，宋兵部尚書孫傅把希望放在士兵郭京身上，郭京謊稱身懷佛道二教之法術，妄以道門“六甲法”以及佛教“毗沙門天王法”破敵。但神兵大敗，金兵分四路乘機攻入城內，金軍攻占了汴京。宋欽宗遣使臣何到金營請和，宗翰、宗望二帥不允。

被擄北上
　　靖康元年（1126年）閏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東京之戰失利，金軍攻破汴京，金帝廢宋徽宗與子欽宗趙桓為庶人。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底， 金帝將徽、欽二帝，連同后妃、宗室，百官數千人，以及教坊樂工、技藝工匠、法駕、儀仗、冠服、禮器、天文儀器、珍寶玩物、皇家藏書、天下州府地圖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積蓄被擄掠一空，北宋滅亡。因此事發生在靖康年間，史稱“靖康之變”。 據說，宋徽宗聽到財寶等被擄掠毫不在乎，等聽到皇家藏書也被搶去，才仰天長嘆幾聲。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盡了凌辱。先是愛妃王婉容等被金將強行索去。接著，到金國都城后，被命令與趙桓一起穿著喪服，去謁見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廟宇，意為金帝向太祖獻俘。爾后，宋徽宗被金帝辱封為昏德公，關押于韓州（今遼寧省昌圖縣），后又被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囚禁。

　　囚禁期間，宋徽宗受盡精神折磨，寫下了許多悔恨、哀怨、凄涼的詩句，如：“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

　　靖康二年（1127年）七月，宋徽宗派臣子曹勛從金偷偷逃到南宋，行前交給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寫著“你快來援救父母。”宋徽宗將這幾個字出示給周圍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宋徽宗哭著叮嚀曹勛，切記要轉告康王趙構“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說著取出白紗手帕拭淚，爾后將手帕也交給曹勛說：“讓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國而哀痛淚下的情景。”

　　金天會八年（1130年）七月，金朝又將二帝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城北舊古城）軟禁。到達五國城時，隨行男女僅140余人。流放期間徽宗仍雅好寫詩，讀唐代李泌傳，感觸頗深。

魂歸故土
　　宋徽宗被囚禁了九年。金天會十三年（1135年）四月甲子日，宋徽宗終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國城，享年54歲。金熙宗將他葬于河南廣寧（今河南洛陽附近）。

　　金皇統元年（1141年）二月，金熙宗為改善與南宋的關系，將死去的徽宗追封為天水郡王，將欽宗封為天水郡公。第一是提高了級別，原來封徽宗為二品昏德公，追封為天水郡王，升為一品，原封欽宗為三品重昏侯，現封為天水郡公，升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號中的侮辱含義。第三是以趙姓天水族望之郡作為封號，以示尊重。金皇統二年（1142年）八月乙酉日，宋金根據協議，將宋徽宗遺骸運回都城紹興（今浙江省紹興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廟號為徽宗。

　　紹興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紹興和議》徹底完成所有手續。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高宗生母韋賢妃同徽宗棺槨歸宋。同年八月，十余輛牛車到達兩浙，十月，南宋將徽宗暫葬于紹興府會稽縣（今浙江省紹興市），名曰永固陵（后改名永佑陵）。

　　01.章惇：“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

　　02.《宋史》記載：“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圣椓喪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03.元代脫脫撰《宋史》的《徽宗紀》，不由擲筆嘆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

　　04. 據明人《良齋雜說》記載:“李后主亡國,最為可憐,宋徽 宗其后身也“。

　　05.《人間正道是滄桑》：宋徽宗就像是李煜的翻版！

　　06.黃河清，圣人生
　　[三國·魏]李康《運命論》：“夫黃河清而圣人生。”事實是，出現“河清”，顯然與什么“圣人出”無關。大概誰也不會認為宋徽宗是個圣人，但他在位時，竟出現過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彈冠相慶，用各種形式來歌功頌德。
　　在黃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時間變清的時候，即史書中作為祥瑞記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據地質學史專家李鄂榮先生考證，中國歷史上的“河清”，有記載可查的便有43次，首見于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如從此時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李鄂榮:《黃河下游地上懸河的形成》；《說說黃河的“黃”》）
　　根據《宋史》，宋徽宗在位年間的三次“河清”，分別為：第一次，大觀元年（1107年），“乾寧軍、同州黃河清。”第二次，大觀二年（1108年），“同州黃河清。”，第三次，大觀三年（1109年），“陜州、同州黃河清。”　　大觀元年（1107年）“乾寧軍言黃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續資治通鑒》）。“黃河清”被譜寫成新曲流傳（蔡絳：《鐵圍山叢談》），還在韓城建立記載這些祥瑞的“河瀆碑”。此碑至今尚在。
　　可是立碑后僅僅15年，到了1127年，這個導致北宋亡國的宋徽宗，便和他的兒子宋欽宗一起被金兵俘虜，押到了金朝統治下的東北地區。（和吉:《司馬祠———黃河札記》）

　　07.青樓天子
　　趙佶生于元豐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養尊處優，逐漸養成了輕佻浪蕩的性格。據說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書省觀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畫像，“見其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隨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時夢李主來謁，所以文采風流，過李主百倍”。這種李煜托生的傳說固然不足為信，但在趙佶身上，的確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射箭、蹴鞠，對奇花異石、飛禽走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在書法繪畫方面，更是表現出非凡的天賦。
　　隨著年齡的增長，趙佶迷戀聲色犬馬，游戲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戲。趙佶身邊有一名叫春蘭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給他的，后來逐漸變成了他的玩物。但趙佶并不滿足，他以親王之尊，經常微服游幸青樓歌館，尋花問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幾乎都與他有染，有時他還將喜歡的妓女喬裝打扮帶入王府中，長期據為己有。 與此同時，趙佶結交了一批與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摯友王詵（shēn），娶英宗之女魏國大長公主，封為駙馬都尉。但王詵為人放蕩，行為極不檢點。雖然公主溫柔賢淑，盡心侍奉公婆，而王詵卻偏偏寵愛小妾，她們竟然多次頂撞公主。神宗為此曾兩次將王詵貶官，但他卻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時，當著公主的面與小妾尋歡作樂。品行如此惡劣之人，卻是趙佶的坐上賓。他們經常一起光顧京城內有名的妓館——擷芳樓。王詵藏有名畫《蜀葵圖》，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時常在趙佶面前提及此事，遺憾之情，溢于言表。趙佶便記于心，派人四處尋訪，終于找到另外半幅畫，就把王詵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過去。王詵以為酷愛書畫的趙佶要收藏這幅畫，哪知趙佶卻將兩半幅畫裱成一幅完整的畫送給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間的關系之深。
　　趙佶對王詵如此大方，王詵自然投桃報李。有一次，趙佶在皇宮遇到王詵，恰巧因為忘帶篦（bì）子，便向王詵借篦子梳頭。王詵把篦子遞給他。趙佶見王詵的篦子做得極為精美，愛不釋手，直夸篦子新奇可愛。王詵不失時機地說：“近日我做了兩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過，過會兒我派人給你送過去。”當晚，王詵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給趙佶送篦子。高俅到趙佶府中時，正逢趙佶在蹴鞠（cùjū），就在旁邊觀看等候。趙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頭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見到趙佶踢得好時，高俅大聲喝彩。趙佶便招呼高俅對踢。高俅使出渾身解數，陪趙佶踢球。趙佶玩得非常盡興，便吩咐仆人向王詵傳話，說要將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趙佶的寵幸。后來，有些仆人跟趙佶討賞，他居然說：“你們有他那樣的腳嗎？”趙佶之放浪形骸可見一斑。
　　當上皇帝以后，徽宗稟性難移，無心于政務，繼續過著糜爛生活。徽宗17歲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冊王氏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儉約，不會取悅徽宗，雖為正宮，但并不得寵。此時，徽宗寵幸的是鄭、王二貴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宮中的押班（內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辭。徽宗為藩王時，每到慈德宮請安，向太后總是命鄭、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謹慎，又善于奉承，頗得徽宗好感，時間一長，向太后有所覺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賜給他。徽宗如愿以償，甚為歡喜。據記載，鄭氏“自入宮，好觀書，章奏能自制，帝愛其才”。顯而易見，鄭氏不僅姿色出眾，而且還能幫助徽宗處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愛鄭氏。徽宗多次賜給鄭氏情詞艷曲，后來傳出宮禁，廣為流傳。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冊封鄭氏為皇后。 除了鄭、王二氏之外，受寵愛的還有二劉貴妃、喬貴妃、韋貴妃等人。劉貴妃，出身寒微，卻花容月貌，入宮即得到趙佶寵幸，由才人連升7級而至貴妃。然而，好景不長，升貴妃后不久即去世。劉貴妃曾親手在庭院中種植了幾株芭蕉，當時她說：“等這些芭蕉長大，恐怕我也看不著了。”在旁的侍從聞聽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誰知過了兩天，劉貴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視時，劉貴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謚號“明達懿文”，將其生平事跡編成詩文，令樂府譜曲奏唱。
　　正當徽宗為此傷感時，內侍楊戩（jiǎn）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劉氏有傾國傾城之貌，不亞于王昭君，徽宗將其召入宮中。劉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賤，但長得光艷風流。徽宗一見，魂不守舍，瞬間便將喪妃之痛遺忘殆盡。徽宗對劉氏大加寵愛，與她形影不離，若離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劉氏天資穎悟，善于逢迎徽宗。還極善涂飾，每制一衣，款式新穎，裝扮起來勝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歡，就連京城內外也競相仿效。在徽宗看來，劉氏回眸一笑，六宮粉黛盡無顏色。道士林靈素見劉氏如此得寵，便曲意奉承，稱劉氏為“九華玉真安妃”，繪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劉氏漸漸風韻不再，生性輕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覓新歡。
　　盡管后宮粉黛三千，佳麗如云，但徽宗對她們刻意造作之態感到索然無味，便微服出宮，尋找刺激。李師師，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歲喪父，遂入娼籍李家，后來成了名噪一時的京城名妓。她色藝雙全，慷慨有俠名，號稱“飛將軍”。李師師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會放過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經常乘坐小轎子，帶領數名侍從，微服出宮，到李師師家過夜。為了尋歡作樂，徽宗專門設立行幸局專門負責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員還幫助徽宗撒謊，如當日不上朝，就說徽宗有排檔（宮中宴飲）；次日未歸，就傳旨稱有瘡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樓妓館，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總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發現；其實多數朝臣對此都心知肚明，但卻不敢過問，致使徽宗更加放蕩。秘書省正字曹輔曾經挺身而出，上疏規諫徽宗應愛惜龍體，以免貽笑后人。徽宗聽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fǔ）等人處理此事。這些人自然領會徽宗的意思，以曹輔誣蔑天子之罪論處，徽宗當即將曹輔發配郴州。